本文是“中医药科研地图”的科研教育与评价篇。上一篇从青蒿素回看一项世界级成果需要怎样的完整研究链，这一篇继续追问：如果人才培养和职业评价不断奖励可计数、可快速交付的论文，研究者还有多少空间去承担长期、不确定、可能失败的研究？
一名中医药研究生，从进入科研训练到成为独立研究者，可能要经过很多关口。
推免或申博时，论文可以证明“有科研经历”；评奖学金时，论文可以换算成分数；申请学位时，它可能成为成果条件；求职和留校时，期刊级别又是一种筛选信号。进入医院或高校以后，职称、聘期考核、人才计划和项目申请，仍可能继续使用论文。
每一道关口单独看，都有现实理由。科研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，而论文公开、可核查、方便比较，管理成本也相对较低。
问题出现在同一个指标被连续使用以后。
当一篇论文同时影响升学、奖学金、毕业、就业、职称和项目，它就不再只是研究完成后的记录。研究者会提前考虑什么题目容易发表、什么方法更快得到结果、什么期刊能够换来更多分数。我们也就需要追问：我们是在用论文观察科研能力，还是在围绕论文指标塑造一种特定的科研能力？
本文的中心判断是：
论文可以是科研训练的结果，也可以反过来成为训练的目标。两者的分界不在于是否发表，而在于论文指标是否与毕业、评价和资源机械绑定，以及培养过程究竟考查问题、证据与研究质量，还是只验收可计数的成果。
论文不是科研的敌人
讨论“唯论文”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：既然论文指标会异化科研，那就不要求发表，也不必认真训练论文写作。
这个结论同样站不住。
论文首先是一种公开的学术交流方式。研究者要说明自己提出了什么问题、使用了什么方法、获得了哪些证据、结论能够走到哪里，并把这些内容交给同行检查。一个人能否把研究写成论文，当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科研能力；但一次严肃的研究和写作过程，确实可能训练文献检索、问题界定、研究设计、数据分析和论证表达。
现有研究也呈现出这种双面性。高耀基于2021年“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调查”的分析发现，有论文发表经历的硕士生，在学术写作、解决问题、研究方法和独立研究等自评能力上表现出更多增值，但团队合作和专业实践等能力并没有相同差异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正向联系主要出现在学生具有较强发表自主性的条件下，硬性要求未必产生同样效果[6]。
蔡芬等对941名学术型博士生的调查同样发现，发表经历总体上与科研能力正相关，但不同学科并不一致；当评价体系过度强调论文时，工科和医学中的正向关系还可能被削弱[7]。这些都是相关性和自评数据，不能证明“发表一篇论文就会提高能力”，却足以说明：论文训练的效果取决于研究是否真实发生，也取决于学生是在探索问题，还是在躲避一项不能失败的门槛。
中医药研究生并不缺少论文与方法训练需求。2022年一项覆盖2874名中医药研究生的问卷显示，受访者在国际期刊写作、文献检索、临床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等方面存在明显学习需求；专业型研究生还更常报告时间不足，因为其中不少人同时参加临床轮转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[8]。
因此，应当分清两个问题：研究生要不要学会做研究、写论文，与能不能用论文数量替代科研能力，不是同一个命题。
当成果载体变成代理指标
科研能力包含很多难以快速观察的部分：能不能发现重要问题，研究设计是否可靠，遇到失败能否定位原因，能否长期积累数据，也包括临床判断、团队协作和成果转化。这些能力往往需要多年才能显现。
管理者却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招生、评奖、毕业审核和职称评审。于是，论文篇数、期刊目录、影响因子、分区和作者顺序，成为容易计数的“代理指标”。它们不是科研能力本身，却被用来代表科研能力。
这种代理并不只出现在毕业门槛。以山东中医药大学药物研究院公开的2024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量化办法为例，科研成果占总分的50%，SCI论文按照JCR分区和影响因子换算分值，中文核心、科技核心和一般刊物也有不同分数，并对第一作者、第一单位和检索证明作出规定[9]。
这个文件只是一个学院、一个年度的奖学金规则，不能代表全国中医药院校。但它清楚展示了一种机制：论文不必写进毕业规定，也可以通过奖学金、排序和资源竞争持续影响学生。
图1 同一篇论文可能被升学、奖学金、毕业、就业、职称和项目申请反复使用。图中呈现评价路径，不表示各环节都必然设有论文硬门槛。
当指标关系到延毕、收入、招生名额或职业机会时，围绕指标安排研究并不一定意味着研究者“忘记初心”。很多时候，这是一种理性反应。真正值得检查的，是制度把什么行为变得更安全、更有回报，又把什么研究变得难以坚持。
指标会怎样进入研究过程？
魏庆义、赵祥辉分析5份博士生论文发表政策文本，并访谈13名博士生后，把制度的主要方式概括为“挂钩、设数、定级”：论文与学位挂钩，设定数量，再按期刊层级划分价值。访谈材料显示，当“不发表就可能无法毕业”成为现实风险时，发表动机容易从学术交流转向“求生”，研究者也更可能追逐热点、选择容易完成的题目，或者压缩需要长期积累的研究[10]。
叶继红对江浙沪3所高校研究生的244份有效问卷显示，受访者普遍认为论文硬性规定与学风浮躁、粗制滥造、重数量以及付费发表存在关联。其中，76.4%的受访者认为硬性规定与“学风浮躁、急功近利”有较大或一定关系，69.7%指向论文粗制滥造，69.0%指向重数量轻质量[11]。
这些数字表达的是受访者的观察与判断，不是对制度效果的随机试验。它们不能证明硬性规定必然导致学术不端，更不能据此给所有研究生贴标签。但与博士访谈和评价文本研究放在一起，它们提示了一条可以理解的机制：当失败的代价过高、时间窗口过短时，研究者会优先选择确定性更强的路径。
图2 评价规则通过毕业风险和资源分配影响选题、方法与投稿策略，形成的论文又进入下一轮评价。该图表示可能的制度机制，不表示每个环节都已由因果研究证实。
这条机制不会把所有人塑造成同一种研究者。严格的发表训练可能促使一些学生完成第一次独立研究，优秀导师也能把投稿压力转化为方法训练。但从制度层面看，奖励结构仍会改变哪些行为更容易被看见：短周期研究比长期随访更快，阳性结果比阴性结果更容易叙述，成熟方法比高风险探索更容易按时交付。
评价制度未必决定每个人做什么，却会改变不同选择的成本。
为什么中医科研需要单独讨论？
论文评价并不是中医药独有的问题。但中医药人才培养叠加了几组特殊张力。
第一组张力来自临床与科研的双重任务。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完成课程、临床轮转、规培和技能考核，同时还要学习研究设计、收集数据、完成学位论文。前述2874人调查中，专业型硕士更常把时间不足列为国际论文写作障碍；相关培养实践研究也指出，专业学位研究生多数时间处于临床轮转，系统科研训练和与导师交流的机会可能不足[8,12]。
这不是说临床和科研只能二选一。好的临床训练本来就可以产生问题，科研也应当帮助改善诊疗。但如果评价只看最终论文，临床中发现问题、规范记录病例和长期随访所投入的时间，未必能立即转换成可计数成果。
第二组张力来自研究类型的差异。中医临床、基础实验、中药开发、医史文献、古籍整理、医案经验和传承研究，使用的证据、成果周期和合适载体并不相同。2022年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发布的人才工作意见，也分别强调临床实践、理论原创、传承保护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不同能力[13]。
| 研究类型 | 更适合观察的成果 | 不能只用什么替代 |
|---|---|---|
| 中医临床研究 | 方案质量、病例与随访、结局和可重复性 | 论文篇数不能替代临床问题价值与数据质量 |
| 中药基础与开发 | 物质基础、药效安全、工艺质量与转化链 | 机制图不能替代成药性和临床获益 |
| 医史与古籍研究 | 版本、材料、考证过程与理论贡献 | 期刊分区不能直接代表史料可靠性 |
| 医案与经验传承 | 病例连续性、诊疗逻辑、适用边界与可验证线索 | 个案数量不能自动证明普遍疗效 |
| 交叉方法研究 | 问题适配、模型有效性、外部验证与可复现性 | 方法新颖或图表复杂不能替代证据质量 |
表1 不同中医药研究类型需要回答的质量问题并不相同。论文仍可以承载这些成果，但不能用同一套期刊标签完成全部判断。
这也能解释本系列前面讨论过的一种现象。网络药理学、数据挖掘和真实世界研究都可以回答重要问题，也都可能被做成固定流程。方法本身不会自动制造模板化论文；但在短周期、可计数的环境里，易复制、易出图、容易形成完整稿件的方法，更可能被优先选择。
我们还需要谨慎面对一种可能：当某类期刊的表达方式被过度奖励时，中医问题可能被改写成更容易发表的生物医学问题，长期临床观察、阴性结果和理论研究则处于不利位置。目前缺少足以估计这种现象普遍程度的全国数据，因此它只能作为需要继续检验的判断，不能写成中医科研的既定事实。
“破五唯”为什么没有一破就灵？
如果只看国家政策，方向其实已经相当明确。
2018年，教育部开始清理高校科技评价中的“唯论文、唯帽子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问题[1]。2020年，科技部和教育部相关文件进一步要求，基础研究突出同行评议和代表作，应用研究评价技术、产品、方案、临床指南、数据和软件等真实贡献，不把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作为直接判断依据[2-3]。
与中医药和医疗人员关系更直接的是2021年卫生职称改革文件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明确规定，不得把论文篇数和SCI等指标作为申报前置条件或评审的直接依据；病案、手术视频、调查报告、标准规范、科普作品、专利和成果转化都可以作为代表作[4]。
政策改变并不等于微观规则立即改变。招生、奖学金、毕业、聘期和项目仍需要排序，同行判断又耗时、昂贵，并可能受到声誉和人情影响。如果新的质量控制方式没有建立，旧的篇数就可能换成“少量高分论文”，或者被分区、目录、作者排序、项目和人才称号接替。
余利川等分析460份“双一流”高校博士生学术评价文本后发现，一些评价仍延续量化和结果导向，以简化指标替代对学术能力的判断，形成象征性或替代性的“破五唯”[14]。这项研究不是中医药院校专项调查，却说明了一个更普遍的执行难题：取消一个数字很容易，建立一套可信、透明而且负担可承受的新评价并不容易。
没有论文硬门槛，靠什么保证质量？
如果答案只是“多元评价”，改革很可能停留在口号。真正能够替代论文硬门槛的，不是一项新指标，而是一条质量控制链。
| 原来想解决的问题 | 可以采用的机制 | 同时需要防范的风险 |
|---|---|---|
| 学生是否真正经历了研究过程 | 开题、中期考核、研究记录、原始资料审查 | 流程可能形式化，增加管理负担 |
| 成果是否达到学位水平 | 学位论文盲审、预答辩、抽检和分流退出 | 评审标准不一致，意见可能过度依赖个别专家 |
| 不同培养类型怎样评价 | 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分类，允许研究报告、案例分析、实践方案等成果 | 不同成果之间难以简单比较 |
| 怎样减少追求数量 | 代表作评价，并说明本人贡献、证据质量和真实影响 | “少量高分论文”可能成为新的唯指标 |
| 怎样限制主观判断 | 公开标准、利益冲突回避、书面反馈、复核和申诉 | 同行评议仍有时间与人力成本 |
表2 解除论文硬门槛以后，质量控制必须由过程、成果和治理机制共同承担。每一种替代方式都有新的风险，需要配套约束。
2020年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文件已经把导师责任、培养过程、学位论文和抽检放在质量保障的重要位置[15]。2023年教育部推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分类发展，也明确提出专业学位可以采用研究报告、案例分析、产品设计等多种实践成果，并吸收行业专家参与评价[5]。
这不是降低标准，而是把标准放回正确对象。学术学位可以更重视原创问题和学术贡献，专业学位可以更多评价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；中医临床成果由懂临床的人判断，药物开发由能够评价药效、安全和转化链的人判断，古籍研究则需要相应的文献和史学标准。
论文仍然重要。它可以继续证明研究者能否清楚表达、公开方法、组织证据并回应同行。但它不应独自证明一个人的临床能力、教学贡献、转化价值和全部科研潜力。
清华大学研究生评价改革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案例：取消论文数量与学位的机械绑定后，学校同时强化资格考试、培养过程、学位论文审查和学术共同体判断[16]。它不能证明这一方案适合所有学校，却说明“取消论文门槛”必须与“加强过程质量”同时发生。
我们希望培养怎样的中医科研人才？
论文是研究链留下的一种公开记录，不是研究链本身。
真正需要训练的，是发现重要问题、构造可靠证据、识别失败原因、接受长期不确定性，并把不同环节连接起来的能力。上一篇青蒿素文章所呈现的，正是这样一条跨越经验线索、实验纠错、物质确定、临床验证和长期转化的研究链。
评价什么，年轻研究者就会学习什么。但改革也不能只拆掉旧门槛，而不建立新的质量标准。否则，明确的数字可能只是换成更隐蔽的声誉、关系和主观判断。
当论文重新成为研究的结果，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，中医科研人才才更可能围绕真实问题成长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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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教育部, 科技部. 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[EB/OL]. 2020-02-18. https://hudong.moe.gov.cn/srcsite/A16/moe_784/202002/t20200223_423334.htm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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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. “唯论文”如何破？清华给出答案——清华大学研究生评价体制改革的五年探索[EB/OL]. 2025-05-23.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YAe2VZXJBMmkj3oCDp6Vcw.